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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 / 《高效的无效》读书笔记(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乔治·索罗斯访谈录).m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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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1.7 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乔治·索罗斯访谈录

    乔治·索罗斯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长。他的基金创立于 1973 年,他本人是有史以来第一批也是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一。在 1992 年的英镑危机中,他通过卖空英镑赚取约 10 亿美元,被称作“打败英格兰银行的人”。索罗斯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,并且提出了反射性理论。(下面 LHP 代表本书作者, GS 代表乔治·索罗斯。)

    LHP:在我印象里,你对于市场情绪、流行的错误观点、监管机构的关注点和市场参与者所想都有着不可思议的直觉。你是如何拥有这样的洞察力的?

    GS:这些年来,我构建了一项关于市场的理论。我的理论一度与流行观点非常不同。我认为重要的是预测未来,而不是评估当下。我还注意到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,所以我认为政府行为是非常重要的。宏观变化有时很重要,有时又不那么重要。我在不同层面上研究市场,有时我专注于宏观,其他时候,我专注于某个行业或者公司。这是一个在不停变化的游戏。我想说在市场运作中,我并非对某一类规则特别擅长,但我很擅长适应规则的变化。这是我真正与众不同之处。

    LHP:可以描述一下你是怎样适应游戏规则变化的吗?

    GS:这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。我和许多人交流。市场在不断演变。我认为市场并非持久不变,而在随着时间不断变化。我将市场看作历史的进程。我自身的参与也是不断演进的过程。我的观点也并非永远正确,而是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时间段。

    LHP:可以描述一下你的市场参与的发展过程吗?

    GS: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金融市场的变化非常巨大。早期,金融市场受到严格的监管。外汇和信用市场也被监管。以银行体系为例,它从 1972 年起成了有意义的投资标的,之后我就参与了银行体系的变革。我写了一篇名为“成长型银行的案例”(The Case for Growth Banks)的文章。当时银行股票几乎没有什么交易,但我觉得那种情形即将改变。1973 年,情况的确改变了,成长型银行就是一个例子。至于新兴市场,在早期这些市场并不新兴,甚至根本不存在!所以,在我的从业历史中,我实际上参与了投资市场的筹建,比如,瑞典股市的成立。瑞典当时完全隔绝,完全冻结。

    LHP:你能否举一个曾经参与的宏观交易的例子,并解释一下你是如何产生交易的想法,又是怎样说服自己相信这项交易的?

    GS:嗯,我想最具有说服力的事情就是我从退休或半退休状态重返江湖,积极应对预料可能会出现的 2008 年金融危机。当时我的市场认知已经基本落后和过时,但我相信存在着一个将淹没其他因素的大宏观进程。我觉得我必须保护自己这些年来获得的财富,而且你知道,我的钱都是由别人代管的,在一只仓位主要偏向多头的大型基金中。所以我开设了一个宏观账户去对冲别人代管的仓位,并且持有净空头仓位。

    LHP:你是如何在市场意识到之前就确信金融危机即将爆发的?

    GS:因为我曾经提出了繁荣- 衰退理论,可以称其为泡沫理论。我写过几本书讨论它。我在 1998 年认为市场即将崩溃的时候出版过一本书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》(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)。但预言最终没有应验,市场当时并未崩溃。

    LHP:嗯,过了好几年才崩溃。

    GS:监管机构设法抑制了 1998 年问题的蔓延。当时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陷入了困境,但被美联储的纽约负责人比尔·麦克多诺(Bill McDonough)拯救了。他把金融界的翘楚召集到房间里,对他们说:“你们必须做些什么!”然后他们挽救了局势。所以我们逃过了 1998 年。但我所说的这个“超级泡沫”继续发展,越吹越大,最终在 2008 年破灭。2006 年我出版了一本书《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》(The Age of Fallibility),在其中一个很短的章节预见了即将来临的情况。2006 年,我非常清楚危机将要来临,即使不确定它究竟什么时候来临。

    LHP:是的,你对繁荣- 衰退循环的观点一直很一致。在较高的层面上,我明白你的意思,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,并不清楚我们现在处于各种循环中的什么阶段。

    GS:我也不清楚。你看,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。泡沫是指局势从近似均衡的状态移动到远离均衡的状态。所以,两个奇怪的地方很有吸引力:对事物的看法和事物的实际状态,整个事件就是两者的互动。你有两个函数——认知函数和参与函数,而两者的互动就是反射性。

    LHP:如果我对你的投资过程理解得没错的话,你可以自如地配置你的仓位,使你既可以在繁荣时期获利(即使会远离均衡状态),也可以在回归均衡状态的衰退时期获利。

    GS:是的。

    LHP:那么你怎么知道何时从一种配置切换到另一种呢?

    GS:我不知道。我的理论不会告诉我,实际上无从得知,因为它不是事先决定的。它是由市场参与者与监管者的行为和态度共同决定的。作为一条基本原则,我得说我时常会低估形势可以远离均衡的程度。例如,在 2000 年,我们认为信息科技出现泡沫,已经开始崩溃,然而它却再度兴起,这让我们亏损了好多。

    LHP:但作为一名投资者,你必须决定什么时候做多或者做空。你会寻找什么样的信号来完成转换?

    GS:我们一直在寻找。我们知道它即将变化,但不知道在何时。

    LHP:你是如何推想沃尔克或格林斯潘或其他政策制定者的下一步动作的?

    GS:看情况而定,每次都不一样。

    LHP:你是否会从他们的角度来考虑?

    GS:是的,自然如此。

    LHP:我想知道,你如何调整仓位?在《金融炼金术》(The Alchemy of Finance)中,你说:“我只愿意用利润来冒险,而不是用我的本金。这使基金有自己的动量:在顺风时加速,而在暴风雨时降下风帆。”但是你也强调当你肯定自己正确时,会持有极大的仓位。

    GS:嗯,我只在风险收益不对称时才会重仓。例如,做空欧洲汇率机制是个低风险的赌注。即使大量持仓,我也没有冒很大风险。约翰· A. 保尔森大量卖空次级房地产贷款也是这样,因为当时存在着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——他从我的书中学到了这一点。

    LHP:哪些典型场景具有非常好的风险- 收益比率?

    GS:在很多场景中都存在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。比如,当你面对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时。如果一种货币的汇率是固定的,比方说只能在 2% 的范围内波动,那么你的空头仓位下行风险就是 2%。然而如果这一机制被打破,它的波动幅度就会大幅上升。所以,如果你只有 2% 的风险,就可以持有很大的仓位。

    LHP:你是否倾向于在损失后降低风险,在盈利后提高风险?

    GS:通常来说,你不应该用本金的很大部分去冒险。因此,如果你在一段时间内业绩不错,获得了不少盈利,就可以用盈利部分来承担更多的风险,而不是用本金。

    LHP:你在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都有投资,在新兴市场投资是否有不同之处呢?

    GS:是的,然而新兴市场本身也在变化中。比如,巴西曾经是新兴市场,但它现在有了很多实质性的发展,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。此外,因为早期新兴市场的出现源自美国人决定去投资,所以外国投资者有着主导地位。由于外国投资者进入而产生的额外需求超过了其国内需求,这一过程本身就产生了一个繁荣- 衰退的场景,导致价格被重估。但正如他们很容易被快速的增值吸引,外国投资者也很容易在形势不利时迅速卖出股票。所以,他们是一种外部影响因素,他们的进入和退出形成了一个繁荣- 衰退的循环。

    LHP:最后,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特殊经历影响了你作为投资者的风格?

    GS:对我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历是我在德国占领下的匈牙利长大。就是在那时,我学到了正常状态与远离均衡之间的差别。在常规情况下,你按照正常规则行事。然而在德国占领时期,做一名犹太人并不是常规情形。因为你知道当时德国人会杀害普通市民,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,这不正常。所以你必须明白这一点。

    LHP: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作为一名投资者,要能够面对困境且在艰难时期保持自律?

    GS:是的,的确如此。当一只股票的表现不符合你的预测时,一定出了什么错,你需要确认错在哪里。其中一个可能出错的地方是你的假说,所以你必须不断重新检验你买入股票时所相信的观点。